董其昌是明代著名书法家、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他不仅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而且在书法、绘画以及书画理论上都卓有建树。绘画方面，他是华亭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画和画论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董其昌也是书画史上争议最多的书画家，围绕着他的绘画、书法到书画理论乃至人品，后世都一直存有争议。如何评价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今天我们在谈论明代的绘画和书法艺术时，董其昌依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本期的闲花斋谈艺，和李江航老师一起“也谈董其昌”。

　　巧儿：老师，在中国书画史上，董其昌可以说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执中晚明艺坛牛耳数十年，他还是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家藏董源、巨然、李成、王蒙等诸多名作，他的书论亦有不少精辟之见。我读董其昌山水画作，在其山水树石间可以领略其风流蕴藉的儒雅之笔，在中国书画史上他应该算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了，老师怎么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李江航：我认为对于中国画，董其昌有三大贡献。第一，他梳理了中国画史。第二，他留下了很多画作。第三大贡献就是他留下了许多中国画的绘画图式，尤其是散点透视以及反透视的图式，在他手上被永远确立。中国水墨画的这种图式，明代在他之后的画家，包括当担、石涛、八大以及清四王都受他影响，可以说他滋养了后来的很多画家。今天我们去翻看这些画家的山水画作品，不难发现他们的山水画图式是学习董其昌的。我认为他是一个中国画历史上典型的承前启后的人物，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画家。

　　巧儿：为什么说他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物呢?

　　李江航：明代的画家，特别是有留下来成系列作品的画家，数来数去不过几个人物，除了沈周、文征明，接下来就是董其昌了。仇英、唐寅我认为都排不上，尽管后人把他们编入了明四家，但如果讲到山水画，这两个人根本无法与董其昌同论。你看连八大那样心气那么高的人，他的山水画图式基本上都是学董其昌的。当时有一个画家叫当担，画得也很好，他从云南千里迢迢到松江，拜在董其昌的门下，可见董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是收藏鉴赏家，有那么多好画在他手里，史书记载宋元时期的精品画作他多有过手，其中包括董源的《潇湘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他是官宦、财主，而且自身是一个史学家，文学家，恰巧那么多好东西在他手里，他完全有这个条件进行梳理，他的社会地位也让他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巧儿：中国绘画历史走到他这里，好像被他稍稍地总结了一下，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李江航：明代有两个画家值得研究，一个是沈周，另一个就是董其昌。董其昌基本上都是直接临宋元时期的作品，很奇怪的一点是他极少临沈周的作品。

　　其实宋元时期也都没有他那样的画，一直到明代他之前，都没有出现那样的格式。他虽说在画作上写了拟宋、元某某人，但他不是照搬，而是有自己的理解和笔意以及图式。如果他不写拟某某，我们后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从某个古人的画中获得的灵感，他其实可以不写那几个字。

　　巧儿：老师，董其昌留下来的很多画作上写着拟某某，或许当时他手上确实有那样的画作，后来流失了，所以我们看不到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李江航：也许有这样的可能，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他只是拟其意，就好像我前一段时间画的几幅山水小品，我写着“拟瞿山笔意”，我只是拟梅清的画意，其实无论是笔墨还是构成都与梅清原作有很大差异，如果我不说，没有人认为这是临梅清的作品。所以我认为他的临古也是一种再创作。为什么可以再创作呢?因为他自身具备神气之故。文人画到元代已经比较成熟，前代大师的个人样式已经比较完美和丰富了，所以明代画家们都面临着创造的困境。他们大多选择了以古人风格为创造素材，打个比方，好像古代大师是作曲家，而明代画家们成了二度创作的演奏家，即兴发挥的同时多少也受着古人的制约。比如沈周、文征明就有不少“仿古画”，基本上是完全拟古。而董其昌的“仿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自由的程度上都“变本加厉”，可谓深得“二度创作”之三昧。他在这样梳理的过程中，留下了独特的图式构成，对后人影响很大，但这一点我觉得就足够了，在这一方面沈周不如他，我觉得他比沈周还要有成就。

　　巧儿：沈周的仿古画即便不写临的是谁你从他的作品中也完全可以看出原作是谁，而董其昌如果不写他拟的是谁，人们会以为这是他的原创，其实他已经接近于原创，因为他已经改变了原作的格式，是这样吗?

　　李江航：是的，因为宋元时期根本找不到这样格式的作品，比如他有一些作品写的拟元代黄公望，可是你去看黄公望的原作，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和理解，他的作品图式很丰富，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画家，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对中国画有巨大贡献的人物。你以董其昌为坐标，往前看，没有他那样的中国画作品，往后看，明后期以及清直至民国到现在，董其昌的影响一直都在。

　　巧儿：董其昌的画论“南北宗”也是备受争议，批判文章多得不得了，老师怎么看?

　　李江航：面对大量的历史遗存，董其昌提出了一个重大假说，就是“画分南北”，而且提出了区分的标准。也许这是粗疏的、不完备的，但是任何学术的前进，都是从不完备开始的，而推进学术前进的重大的标志，就是新的理论的提出。在众多批评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理论，我们当代仅仅指责南北宗，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理论一定存在问题，重要的是新理论是否让大家的思考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这一点上看，“南北宗”理论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的可悲之处在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理论去取代“南北宗”。

　　巧儿：董其昌晚年在人品上是不是有一些让人诟病的地方?

　　李江航：董其昌在文学、艺术上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很有修为的学者，晚年还有著作问世。李日华在《恬致堂集》中说董其昌晚年行草洒落，终日不停腕，在人品上我不以为他有那么“糟”，再说其“走数千里，护师归葬”的故事可知其人品，当今“士大夫”又有几人为?